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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闭中文服务的公告

2014年12月,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深度中文网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自此我们开始在微信公共号“熊猫帝国”上发表内容。

值此深度新闻网成立三年之际,我们遗憾地决定停办我们的新闻业务,“熊猫帝国”公众微信号自此不再更新;与此同时,深度新闻网的行政部门解散。但深度智库以及旗下的“博悟馆”微信号仍正常运行。

2014年4月,我们战略性地成立深度智库,并逐渐将深度中文的研究团队过渡到智库中;2015年3月,我们又决定充分独立深度智库与深度中文的关系 。除了战略上的安排,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深度智库至今蓬勃发展。

深度中文是深度新闻网的伊始构成,2012年在创始人及第一任总监郑萃颖的操办下,开始对外发布新闻作品。郑萃颖开拓性地报道了诸多不为媒体日常议程关注和它们因受到不同程度管制而不能覆盖的议题。她用理性、温和和发展性的笔触,使深度创立之使命“记录时代”得以奠基和实现。此后背景相异的人员相继为深度新闻服务贡献了时间和力量,特别是曾经担任深度新闻网副主席、深度国际版总监的Helena Legarda Herranz。

除此之外,还应该感谢为深度新闻服务做出过贡献的行政人员,记者、编辑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深度中文不断推出卓越的作品成为可能。 最后,还必须感谢关注我们的所有读者,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我们的存在才变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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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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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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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1、工业用地价格过低。我国工业用地的价格是商业用地价格的1/8,这个比例是其他国家的1/2到1/3,非常的便宜。如果工业用地太便宜,自然会激励工业的过度发展。为什么这么便宜?这跟历史上地方政府的GDP导向有关系,GDP跟政绩、升迁都有关系,这种激励机制下,大量的土地被廉价提供给工业。

2、服务业税负过高。我们做了不同产业的服务业总税负和间接税负的比较,发现很多的服务业行业当中税负比工业高。如果税负太高,资源就不愿意流向低污染的服务业,而过多的留在高污染的工业行业。

3、服务业准入被过度管制。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在教育、卫生、金融这些低污染的服务行业,你要成立一个新的民营机构非常困难的。前一段有人讨论放开民营医院等,看来这个进展也不如人意。

第二,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在所有的国家都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例外。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是一个燃煤的企业,会对周边的地区产生污染,导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盈利的好处是企业自己得的,但污染则所有人一起承担,这是典型的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例子。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它过度燃煤,或者过度使用污染性的能源。驾车也是这样,你自己开车很舒适,但是你同时导致了对周边地区污染,降低了其它人的寿命,由于驾车者不考虑这种负面的外部性,他会过度买车、过度用车。

雾霾还有很强的跨区域的外部性。跨区域的外部性指的是不光对你的邻居产生影响,雾霾可以漂流到对两百里、三百里意外的地区。专家对北京做过一个分析,发行40%的雾霾来自于周边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河北。由于雾霾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地居民来承受,本地燃煤者又不充分考虑这种跨区域的外部性,就会使得他在本地过度燃煤。

第三,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当中是没有考虑的。在微观经济学中,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对别人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不在意,消费者唯一的目标是要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我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消费的开心就可以了,对别人的负面影响不考虑。但是,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他们正在逐步在改变这些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或目标函数),即企业是可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考虑社会责任的,消费者也是可以多花一些钱来消费绿色产品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可以培育的。

如果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绿色偏好,或者说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用经济学可以证明,这相当于政府给了绿色产业一个补贴,从而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来帮助降低雾霾。关键在与怎么建立一套新的体制和机制,来解决政府对市场的扭曲、市场的失灵、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

下面是我提出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具体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展开了,然后花点时间多讲讲绿色金融政策。

前面两点针对政府扭曲市场所做的政策建议:

1、改革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体制。要让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的占比降下来,让它工业用地变得更加的稀缺,稀缺之后工业用地价格会上去,会逐步弱化工业投资的冲动。相应地,如果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重上升的话,成本下降就可以刺激低污染的服务业行业较快的发展。

2、纠正间接税税负在行业间的扭曲。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行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营改增当中应该得到一定的纠正。营改增还没有完成,一些服务业还在设计税率的过程当中,对税率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要求,即应该让服务业的税负下降,从而引导资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业行业,进入低污染服务业。

一下讲的第3至9点的大部分都是要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尤其是最后一点,也有助于解决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3、提高煤炭资源税的税率。如果煤炭生产者、消费者不考虑对其它地区和其它人的外部效应,怎么样纠正他的行为?就是要把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成本提高,从而遏制过度燃煤的冲动。提高煤炭的的资源税是一个办法。我们两年前提的建议是将这个资源税的税率提高到5%,最近已经出台了政策,允许地方在在2%-10%之间确定税率,这个改革在进行中。

4、大幅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开征碳税。只要你排污的话,就应该付出足够的代价,使得你有动力去安装和使用脱硫脱硝等治理污染的设备。过去的排污费太低,使得有一些企业,装了脱硫脱硝的装置也不愿意开。碳税在未来几年也应该启动。

5、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对污染征收的更多的税费,这些收入应该用来干什么?就应该做补贴清洁能源等推动绿色转型的事。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占GDP比重是德国的1/3,也远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的补贴水平。这个比例应该在今后一段时间大幅度的提高。

6、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拍照拍卖制度或拥堵费。只有这样才能限制住私家车过度增长的趋势。过去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搞汽车牌照拍卖制度。上海与北京的人口差不多,但汽车比北京少一半,上海的PM2.5水平比北京低30%。最近天津、广州、深圳都搞了汽车牌照拍卖,有的是混合型拍卖制度的,一半是拍卖,一半是摇号,但与不限制和纯摇号制度相比都是一大进步。为什么拍卖制度可以将污染的外部性内生化?比如上海一个牌照8万、9万,这些就是驾车人支付的他导致的污染和拥堵的成本,迫使他充分考虑到开车的负外部性,这样就抑制他买汽车、驾车的冲动。而且牌照拍卖可以收到很多钱,上海一年可以收到70亿的牌照拍卖费,可以用来搞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等。

7、改革轨道交通的融资体制。建地铁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钱,以前融资靠政府或者融资平台,向银行和信托借钱,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因为政府财力有限的,而融资平台负债率很高,43号文又加大了平台在无担保情况下向银行借钱的难度。未来就必须要创新,用新的办法让他们融到钱,来支持地铁这样清洁交通项目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要加大债券市场对清洁交通项目的支持,鼓励用企业债、公司债的形式融资。在发行主体的财务指标不具备,不能以公司为主体发债的情况下,应该考虑试点绿色项目收益票据,以项目未来营运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基础。另外,还要加大推动PPP模式的力度,引入民间资金进入轨道交通领域。

8、建立PM2.5减排区域间补贴机制。这就是要解决前面讲到跨区域雾霾外部性的问题。

北京出钱补贴河北减排更划算有效

还是举河北和北京的例子,雾霾有1/4会飘到200–300公里之外的地方,所以很多河北的雾霾会飘到北京来。而且河北相对比较穷,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治理雾霾,或者至少没有财力像你所想象的这么大力度的去治理雾霾。而在北京,脱硫脱硝这类低成本的治理雾霾的工作都已经基本做到位了,靠别的办法在本地减排成本就很高。比如说你补贴电动车,要达到同样的减排效果,比在河北搞脱硫脱硝的成本要高几十倍。也就是说,在北京减排的资金使用效率,远低于用同样的价钱在河北治理雾霾带给北京的好处。如果把北京用于本地减排的一部分钱,到河北去减排,对北京的好处远远大于北京在本地减排所带来的好处。这就要求设计一个区域间的补偿机制,即让北京出钱来补贴河北减排。在这样的机制下,北京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减排效果。

9、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关于这个话题,内容很多,我在下一节当中展开讲。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

我国污染型产业比重过大的另一面,是绿色产业供给不足。比如我国人均的清洁能源供给只是加拿大、俄国的1/10。我国人均地铁长度(清洁交通工具)也是一些国家的1/10。这些都说明我们对绿色产业的投入太少。

为什么出现绿色产业投资太少,污染性行业投资过多的情况呢?就在于目前的价格体系下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让资金退出污染型行业,让资金进入到绿色行业。

我国未来今后5年当中,要达到减排的目标,年均至少有2万亿以上的绿色投资的需求。但是政府预算只能拿出3千亿左右投入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的领域,也就是政府能拿出来的钱是我们差不多每年绿色投资的10%–15%,还有85–90%需要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在没有足够激励情况下不愿意进去,怎么办?就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这种体系会创造一种激励,让企业减少对污染型行业的投资,增加对绿色行业的投资。十八大三中全会强调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绿色金融体系就应该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金融体系应该达到什么目的?我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形成三种机制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行业,抑制对污染性项目的投资:一是降低绿色项目的投资成本或提高其融资的可获得性。比如说,原来融资是7%,我给你3%的贴息,降到4%了,回报率会提高,民企就愿意投资了;二是提高污染性项目的融资成本或融资难度;三是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让企业在同样或类似回报率的项目中更倾向于投资绿色项目,让消费者更喜欢消费绿色产品。比如,如果有很多消费者处于绿色偏好喜欢买特斯拉汽车的,这些消费者就是变相给了绿色企业一个补贴,效果相当于政府给绿色企业的补贴。

国外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发展了包括绿色贷款、绿色股权基金、绿色债券等、绿色保险、绿色银行在内的各种绿色金融产品、融资渠道和绿色投资机构,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绿色金融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用,有一些是财政的,有一些是金融的,有一些是法律的。许多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在我和李治国教授的书中,我提出了九条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建议:

1)成立专业性从事绿色贷款和投资的机构,包括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

2)发行绿色债券;

3)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

4)银行和第三方进行开展绿色评级;

5)建立公益性的环境成本估算体系和数据库;

6)在更多的领域实行强制性绿色保险;

7)建立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8)成立中国的绿色投资者网络;

9)通过环保教育和强化披露要求,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消费偏好。

去年我牵头的绿色金融工作小组,经过九个月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个更为系统的关于建立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报告,提出了14条更加具体的操作性建议。这个报告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公开发表。

互动环节:中国的污染企业会转到外国吗?

王文:过去发达国家将大部分制造业都转移到中国和印度,实际上也是把污染输出到了发展中国家。未来中国在对外投资中应该如何把握,是否应该考虑中国的国际责任呢?

马骏:以前我们搞了很多制造业的污染很严重,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是外资办的,为了出口。现在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阶段,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输出资金的同时输出污染?我觉得不应该。现在有一些人说咱们产能过剩,能不能把很多过剩的、污染性的产能输出到很多其它发展中国家当中去。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比较短视的看法。我们在对外投资过程当中,作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金融机构在全世界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信誉的风险。作为一家大企业、大的金融机构,你必须要有长远的、持续的运作的打算,不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今天在这个国家搞了污染事故,小企业可以跑路,但对大的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考虑到污染以后,当地民众怎么样反应,当地政府怎么制裁你,全世界的舆论会怎么样谴责你。有了这样的考虑以后,会逼迫我们在对外投资当中也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考虑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提问:马首席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讲座,我是来自一个能源公司的,我听了刚才您的讲座以后反而更悲观了,因为我在能源方面有一些了解,刚才你提到,你说PM2.5指标达到30,需要做什么事。当然其中有一些很难做的,举一个很关键的煤炭,煤炭占一次能源应该是下降33个百分点,是今年。但是据我的了解,1980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70%,2013年是66.7%,所以我算这些,33年降了3个百分点,今后每年要年均下降两个百分点,那速度要加快20倍以上,马首席你觉得这样的速度能不能达到?

马骏:我觉得未来煤炭占比大幅度下降是非常有可能达到。去年的整体的能源结构数字没有出来,但是从发电用煤炭的情况来看,煤炭占比已经开始下降。我们的政策变化不是线性的,你可以看到最近两年所出台的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强度和力度,应该是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树立信心。只要对新能源支持的力度足够大、对污染性能源的抑制性政策充分到位,大幅提高清洁能源的比重是可以做到的。对此,我们在书中有具体的政策模拟。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大学问”提供,责任编辑 孔德继

消失中的麻风村

佛山市高明区潭山麻风康复村建于1958年,用于收治上世纪50年代患麻风病并被迫隔离的居民,现均已康复。最近几年,土瓦房换成砖房,电路,电网和热水器入了户,新修公路足够一辆大货车来去自如。

村民们似乎忘了这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天还没亮,粤剧声先打破宁静,然后是扫地、狗吠声,和麻将声。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改变。事实上,村民们都有想诉说的衷肠,那多半是有关思乡、团圆和过去的自由。

当了30多年的村长邓文祥,对村中事务了如指掌。“村里的平均年龄都有70岁以上了,最小的49岁,最大的年满99岁,”他介绍说,刚建村一共有100多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康复出村,也有其他村合并的,现在这里有71人。

村长背有点弓,四指萎缩在一起,他用嘴叼起烟,用大拇指扶稳,另一只手打了几次火把烟点燃,吸了一口,眼睛眯成一条线地缓缓吞出来。他回忆之前在供销社做计数员,负责分配粮食,当时才十几岁,工作了两年后就开始发病。现在过节都会回村探望亲戚,但是一两天就回来了。

邓文祥说,政府给予每个人每月473元,外加养老金,残疾金等每人每月至少六百,“他们看病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由政府支付。”村里的部分收入还来自田地和鱼塘的租金。这里延绵不绝的山地和未经污染的泥土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每块地租给一些农业个体户一年几千到一万不等。

谭伯负责村庄的资金流转,包括村民每月搭饭堂的用度和出租土地的水电费。每顿饭3块5毛,每人每月搭食需支付178.8元。“还在饭堂吃饭的12人,多是行动不便,大部分人觉得饭堂不合口味。”

村里每天有医生和护士来值班,帮老人治感冒,开止痛药之类的,“有些久病成医,自己来拿药,”一名护士说,麻风病可导致皮肤溃疡和神经痛等后遗症,“我们只能开止痛药给他们。”一般老人摔伤或者头晕就送往合水医院,再严重一点的就要被送往县城。

村民住院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在政府支付的范围内,但如果程度严重得需要找人照顾就要自己掏钱。74岁的九哥因为腿伤住院,医生告诉他要住院两个月,动弹不了的他只能请护理照顾,但由于请不起医院的护工,他多次想出院回村子。一个珠海的大学生得知后动员给他筹钱,后来找了一个村民负责照顾,一天40块。

如果有人去世,村长会叫来火葬场,一响鞭炮送故人。死去一人,相当于腾出一个床位。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现在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了。

一到秋天,白菜长得更饱满,加上吹北风,若天气放晴不出三天就可以晒好,晒好的菜干最适合过年煲汤。但是,大多数村子里的人过年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多的只是一只鸡,一只鸭,而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是对家乡的思念。

旧时麻风村的人是不允许结婚生育的,怕传染给后代。三婆是为数不多的结婚后进村的,她生完女儿一年后发了病。一聊到女儿,三婆就合不拢嘴,“女儿常说要我开开心心的。”邻居甘伯喜欢跟来此探视的学生们聊天,以便拿学来的普通话调侃三婆。

见到陈婆婆时正在刮竹芋皮,三婆帮她将小镰刀绑在她手上,让她自己慢慢刮。她在村里是患病程度最为严重的其中之一,面部已经部分瘫痪,双手已经完全愈合在一起,只剩下圆鼓鼓向外突出的骨头,双脚也已经被义肢和拐杖取代。

发病时少不更事,被扔在县城医院,眼见自己的身体被侵蚀,陈婆婆进村后继续干着农活,上山砍柴,生活艰难。“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现在她除了需要杜伯煮饭给她吃外,生活可以自理。杜伯之前负责照顾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现在也随着年纪渐长,也就忙不过来了,偶尔还会义务帮一些婆婆整理电线。

兰姨今年59岁,1981年入村,家人曾给她盖了独立小房子。五年前她帮一个农场干活,老板支付的薪水明显少于别人。她现在村里做保洁员,日收入20元。“家人来探望时,围坐一起吃饭最开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喜欢这首送别诗,时常回想起自己离开家乡40年,这首诗表达了我的心声。”郑伯是鹤山人,来此不过5年,他或许再回不去故乡了。“虽然看上去正常,但是老一辈会有旧社会留下来的恐惧感。老人教小朋友远离自己,说村里没人患这病,为什么就你患上了,有人说是恶魔附身。”郑伯的户口不在家乡,田地也被征收了,“在潭山生活,起码还有政府管我吃住。”

张婆婆今年99岁,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喜欢到公共室看别人打麻将,天九(一种中国骨牌游戏)。年轻的时候她随母亲到广州打工,打仗就到石室教堂躲避了几天。由于发病较晚,她得以生儿育女。最大的曾孙已经16岁了,90岁那年,儿孙们在家乡摆了12席贺寿。“他们说接我回家,我年纪太大不想奔波了。”

也有精神不正常的老人,会被同村的人排斥。谭婆婆,89岁,室友陈婆婆说她经常自言自语,所以平时也不跟她说话;炎婆婆,患有严重的失忆症,出了房门就不认得路回去。虽然她有隔壁的阿伯服侍,但阿伯受不住她的行为时就破口大骂她疯子;皮肤病让秦伯丢了菜地,心里却念记着村长将他的菜地没收,用鼠药毒死他的母鸡,以至于他最后的消遣也没了。

80年代潭山被隔离,没有人敢前来探望。随着村子对外开放,社会各界也开始对麻风村投以关注。

圣诞节时教会组织附近的村民集中到江门吃大餐。到了过年,市政府过年来派米油,也有单位捐款。元旦有义工来舞狮,吃濑粉。

潭山村村民冯可腾,长期担任汉达康福机构的理事长。汉达康福协会(简称汉达) 成立于1996年,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专门服务麻风康复者和患者的民间组织。

麻风病在全世界均有分布,每年新发现病人约有50万。我国目前仅有5000多现症病人,但治愈留有残疾的病人有12万之多,这些病人主要分布在云、贵、川和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汉达即在前述地区开展服务,平时主要为康复村搞活动,和其他民间团体开会,筹集资金做假肢,轮椅等。

广东还剩数十个像潭山的村落,及2000多名残疾康复者。“我还到过广宁,那里没有医生,村里只剩下5人。”冯伯还自制养蜂蜜的板、凳子,编竹筐和篮子,喜欢看国际新闻。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两个月前,辽宁的张女士由汉达介绍来到潭山村。93年成为基督教徒,在一场险些让她丧命的心脏病手术之后,她更加虔诚地信仰上帝,病好后决心将主的庇荫奉献于他人。张的女儿偶然认识了韩国的金先生,后者介绍她到韩国参观麻风病康复村。她决定加入金先生的团队,与来自美国,韩国等地的义工一起到东莞市安医院服务。得知潭山需要护工后,张女士偕同82岁高龄的母亲和19岁的女儿变卖家当,从辽宁赶到广东服务。

投入麻风康复村事业的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在广州成立,由广州的大学生团队组织。广东商学院的学生一年组织三到四次活动到访潭山。探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志愿者服务,而且是营员间情感的联系。大学生静雅说,“为了大家更加亲近,我们二十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木板床上,有时会通宵聊天,就像一家人。”

志愿者挤在九哥家的小小“茶寮”里,这是九哥烧菜煮饭的柴房,三面透风,屋顶用木头搭成。茶寮边上有炉灶和黏糊糊的酱油瓶。大家围着一张小方桌吃九哥炒的花生,喝着热茶,主人则在一旁凳子吸水烟,竹筒里咕噜咕噜地响。这是他们在麻风村度过的温馨时刻。

天黑了,河塘边的萤火虫开始活动。听说,一只萤火虫成虫只有20天的存活期,持续的发光会耗尽它们的能量。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萤火虫近乎灭绝,只有在郊野阴暗的地方才发现这生命短暂而美丽的生灵。它们生于斯,亡于斯。再来寻找的时候,闪烁的灯尾越来越少,也许是老死,也许是离开,终将随着它们的家园消失。

采访手记

潭山的老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心,他们耕耘劳作,也希望有人陪他们聊天、逗乐,见有学生来访他们会主动找学生聊天。

专用于学生的有两间房,床板是用长板凳和木板自己搭建,铺上凉席或床单就成了床,他们有满满的一袋被子和枕头,所以我们即使十多个人去也是足够暖和的。搭建好床铺后,煮饭组的同学开始准备晚餐,我们在市场买了足够我们吃两天的肉菜米饭,在村里的饭堂自己动手下厨。

一有学生来,村长都会抓两条鲜鱼蒸给我们吃。负责煮饭的伯伯帮我们蒸鱼,其他人则被邀请到各家吃糖,喝茶聊天。一个伯伯的墙壁上挂满和学生合影的笑脸,还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讲解。

机构抑或是志愿者们终究是老人们生命中的过客。试想,如果不是这些老人自己踏出了一条路,道路怎么能够越走越宽?50多年来丧失家庭温暖,饱尝艰辛已经让他们大部分人无牵无挂,想的只是,怎样默默地走完最后的数十年。

接触是一种温暖,是生活在阳光下的我们,与另一个不知道的世界的接触。在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的同时,也给我们的世界打开了一扇窗。

 

 

深度中文网 华南站 助理站长 刘奕余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本文为1月17日下午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香港老年男同志口述史讲座实录

主持人(阿山):今天的活动叫做《男男正传》,这是一本书,讲的是香港男同志口述史。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创作工作历程和新书签售会,我们的主角是江绍祺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还有爱君(音译),她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的行政经理;还有韩益民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也是华师口述史协会的指导老师。我叫阿山,我来自广州同性恋亲友会,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由广州本地的几个同志小组和一些公益组织联合主办的,有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智同广州同志中心,还有同性恋亲友会,还有中山大学的ICS,应该是由这几个组织联合主办的。很荣幸能请到江博士来做这个交流,其实前几个月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网上或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栏目介绍的《男男正传》了解到这本书,因为这个封面还是挺吸引眼球的,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不太常见,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要用这种形象展现给大家呢?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江博士和爱君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其中的很多的故事。

爱君(音译):很感谢阿山,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很感谢亲友会及各个同志团体邀请我们来。江绍祺博士我们对他有昵称,就是英文名Travis。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去年加入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就遇上他出版这本书。我一直都知道Travis是一位很勤奋很勤奋的学者,他不但在自己专业的研究范围(有所建树),他还参加很多关于同志或者性小众、性别议题的团体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题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华人社会,台湾早一年有一本书也是讲关心老年同志的,这本应该是第二本。知道Travis出这本书,他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而且他这本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出完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的延伸,延伸出很多的活动或者想做很多社区的工作。于是整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有三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是一个香港独立的出版社,规模比较小,独立的意思就是主流媒体不会出版或者出版比较少的书我们就会去尝试。所以多数的书都印的比较少,1000本已经是我们一次印刷很多的了,卖的完1000已经很多了,不亏钱已经偷笑了这样的,但是这本书已经是第三版了,即已经达到3000,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年六月出版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开心,市场反映很好。

第二个突破是这本书的封面,刚才阿山也讲了,是很大的刺激,不止在国内,在香港也是一样,有些店员不了解都不敢摆出来,我们要解释给他听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一个学术研究延伸出来的口述故事。

第三个突破是Travis和我们在六月开始,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搞新书活动,我们出版社的资源很有限,搞一次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不但搞了两次,我们还去了澳门也搞了几次活动,现在还来了广州。所以我们觉得这三个突破对于我们来说都很不简单,对于Travis来说更不简单,花了那么多心力来做这本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做这本书在学术和社区关怀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呢?

江博士: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星期六下午来进行这么一个交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我一直都是做同志的研究的,也做了很多年,我早几年前出了一本书,是英文的,主要是讲香港,中国大陆主要是广州和英国伦敦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做的研究讲的男同志都是战后出生的男同志,即是50年代过后出生的男同志。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老了,就想了解那些年长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呢?做学术研究我们要做lecture review,就是看很多文献,了解很多人写的相关研究,我看了之后就发觉几方面的研究都没有提到,接触到这些人。

第一是老人的研究,在香港有很多老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会触及和性有关的,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看了这么久只有一篇文章有关性,其他的都是老人身体衰退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和家人怎么相处,独居老人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的观念里,老人和性好像是不会画上等号的,老人家是不会有性的,这就是我们一般对老人家的想象和理解。但我觉得性不只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老人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也有情欲上的要求,搂搂抱抱等,那么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发现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更不要说同性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漏。

第二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有点不同,香港人比较麻烦,一直在问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有很多很精彩的研究,究竟香港的普通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发展有怎么样关系呢?但是在这个大的论述中,其实我们都假设异性恋男士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所讲的香港人,是香港的直男,直女,不是弯的男人女人,双性恋,跨性别,这些好像不是香港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他们和其他香港人是没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从来我们都不会在主流文化上听到呢。

第三就是,甚至在同志的研究,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同志的研究,在香港其实有一定的学者也是做相关的研究,但研究的都是针对战后的华人的情况,战前的出生的男同志也没有被讨论到。那我基于学术上面的知识的求问,开始了我的研究。

因为我是做口述历史的,我觉得口述历史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今天早上和阿猫(人名)聊的时候他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好像我教育了那些被访者一样,但是其实同时我也在被那些被访者教育,我在影响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影响,被他们感染。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认识了一班人,我认识了一班不同的生命的个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的研究变成了刚才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的东西。

最初我想写一篇学术的文章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了,我08,09年开始做,做完了12年之后每个月我都会和我的被访者有些聚会,一开始是喝茶,之后去某个义工家聚会大家聊天,每个月都是。很有趣的是,好像滚雪球一样,每次都有新朋友来,永远都有新的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正因此,当我出这本中文书的时候,第一为什么我要出中文书,我希望真正和香港的,或者会看中文的朋友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交流,所以我的写法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写的,不是很学术,普通人也看得明白。第二就是,因为我和文化工作的人关系很密切,我自己也很喜欢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我就想弄多个摄影展,于是就找了四个艺术家帮我拍摄这些伯伯,所以之后我们就有个摄影展,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办过,在英国办过,我之前回了伦敦就有个展览,之前在澳门,今天到广州和大家见面,这是我另一件很想做到的事,因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人了解这些年长的男同志他们面对的东西,包括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

第三样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开心的是,上个月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团体名叫“晚同牵”,晚年的同志手牵手的意思,在香港要去警察局注册,作为社团登记注册成为一个小组,我们用一个朋辈的方式,这个小组的会员要60岁以上,年长的同志作为会员,他去帮其他年长的同志,下个礼拜在香港正式开幕,每个月会搞活动,再看看之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学术的研究变成了社区的关怀,社区工作的历程,意义很重大。虽然这是我第二本书,但印象和意义方面比我第一本书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爱君(音译):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听到Travis有很多触动,当然我们作为出版社可以先看到稿,我更加有幸因为经常找他做传媒,他这本书有很多传媒允许,包括电视,报纸,电台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Travis就忍不住真情流露,由于08年开始做这个研究,认识了这么多伯伯,他们一开机就不停的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可能在心里面已经压抑了很久了,那么Travis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感受,我经常听到他的分享,觉得自己很幸运。香港讲“狮子山下”的精神,当然现在又赋予了另外的意义,以前的“狮子山下”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胼手胝足,很努力建立了香港,可能这种精神只是假设了直的伯伯,直的婆婆,但是Travis讲了,“狮子山下” 也有他们的份,我的触动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些故事。所以在这其中,Travis,有什么故事或片段是会令你忍不住的呢?

江博士:我也怕自己会忍不住,我是哭包来的。那么,我不如show一些给大家看。第一个就是陈伯,陈伯已经去世了,这是我的书里面第一个故事。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因为陈伯是很高大英俊威猛的,虽然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陈伯是一个很高大的中国人。他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香港的故事,在中国大陆出生,八九岁来到香港,经历过大战,经历过日本统治香港,然后工作,做了不同的工作。第一份工作在香港叫做“走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套电影在两间不同的电影院播,时间是不一样的,以前的电影是一柄柄的,你在一间戏院播完之后就拿了大的那柄去另一间戏院播,这就叫“走片”。如果你赶不及就断片了,会被人骂,所以他记得很清楚。他和我说他记得两套戏,《金刚》和《泰山》,那个时候很出名的,很多人看,大家都很喜欢看。他之后就在香港有很多旧楼在楼梯底开了一间眼镜铺,卖眼镜。他其实结了婚,有五六个子女,他是学徒出身的,一直都是那样。很有趣的,我给那些阿伯做访问的时候,一开始都说自己没有东西可说,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了。

我让陈伯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开始一个小时他讲的完全就是一个“狮子山下”式的故事,讲自己怎样挣扎求存,和香港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小人物完全一样,当中完全没有牵涉到任何和同性恋有关的事情,后来我忍不住,小心翼翼的问:那你什么时候搞基的?陈伯说:哦,你想知道这方面的啊。然后我们就讲到这方面了。原来陈伯很小的时候就有那方面的情欲,但是那个年代社会舆论完全不会讨论那些,所以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也不会和任何人说,他就当自己有一些那方面的倾向,也没有理会,也无人可说,就像一个正常的男人一样结婚生子,做了所有的事。一直到他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作为一个儿子的责任,作为一个爷爷的责任的时候,他五六十岁,才开始发觉那样东西在他的生命年已经很多年了,但他一直没有刻意面对,一直到他的太太去世,他才开始去“渔场”认识人,才开始他的同性恋生活。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的情况和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工厂妹很像,那个年代香港的经济刚刚起飞,有很多年轻人在工厂打工,养活家人,因为父权,男尊女卑的原因,女孩子没有机会读书,读完小学就要去工厂打工。我对这些故事印象深刻,因为我也是来自一个低下的阶层,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是工厂妹,其实我的三个姐姐都考得很好,可以去很好的中学,但由于家庭原因她们都没有机会读书,要出来打工,在工厂干活。我就是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系统下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可以读书上大学。但是很有趣的是,当我和姐姐们讲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因为如果换成是我,我会很不愿意。但是当我和姐姐说很对不起她们,让她们做了很大牺牲的时候,她们并不觉得。所以那代人就是那样,她们不会觉得那些叫牺牲。

我看回这些伯伯的时候,觉得他们也是这样,压抑了自己的同性情欲,为了完成异性恋意识形态,异性恋霸权下的对男女角色扮演的要求,当他们觉得已经完成自己做人的责任时,才好像找回自己的个体性一样。然后想想自己有什么是想做的,不会带到棺材里那么遗憾的时候,才会想起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因为已经是那样了,当他们认识了(男)朋友,男朋友说叫他们去他家和他一起的时候,他们都会拒绝。

我的另一个受访者李叔和陈伯的情况很相似,认为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男一女,不可以转变,(同性恋情)对他们来说是镜花水月,所以他们不接受。对于他们来说,还有传统的男女关系,不觉得自己可以冲破。其实我的被访者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这样很后期才转成gay的伯伯。但另一部分(对这种情况)很嗤之以鼻的。施魅力就是这样,他一直都是单身,他很年轻就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也从来都不会勉强自己,以及他喜欢扮成女人,扮的很漂亮,这些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我觉得很厉害,第一张黑白的就是在香港的一间有名的中学的草地上照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混进去的。中间那张就是选美会,真的很厉害。施魅力是一个很风趣幽默的人,一会儿我有一个片段,录像给大家看。这也是另一个故事,他一直都坚持自己是单身,当然也面对了逼婚,家庭的压力等,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关,他不可以结婚。然后还有第三个故事,我就不讲那么多有关他的了。

这个是我的书里面唯一一个西方人,他是一个英国人,74年一个礼拜日在一个酒吧里面看报纸,突然见到一个广告,就是“皇家香港警察”他就报了名应征,几个月之后真的飞来香港做警察。做警察的时候他很踌躇满志,也升得很快,但是香港8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叫做“麦洛伦事件”,那件事影响到香港同性恋整个的历史发展。

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同性恋从来都不是一个罪,但是香港被英国统治,从1842年开始同性恋变成了一个罪,刑事罪,最高的刑罚是终身监禁,所以一直都是这样,一直到1991年同性恋非刑事化,就是因为1980年这个“麦洛伦事件”的出现。麦洛伦是一个警官,他是同性恋者,当时政府里成立了一个“特别研究小组”,想知道政府高官里面哪个是同性恋,想有一个这样的名单,麦洛伦就在这个名单里,同时他也知道很多人在这个名单里,当同性恋身份被曝光的时候政府有劝他离开,但他不想离开,最后他在警察宿舍里关上门窗,向自己开了5枪自杀而死。但是有一种说法是他是被杀的,因为政府不想让他爆出其他高官的姓名。现在都没有人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

政府80年成立了“特别研究小组”,83年政府还是说是自杀的,同时也提出了同性恋应该非刑事化,一直91年才真正实现了非刑事化。而这个西方人,Robert其实就住在麦洛伦楼下,他也知道整件事发生的,他上司找过他,“特别研究小组”也找他谈过话,因此他之后申请升职一直都不成功,后来被迫离开。这也是他人生中很大的遗憾,到现在我问他他也觉得是他人生中的一根刺,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不得不去做另一件事。

对我来说很深刻的是同性恋的歧视一直都有,如果法律上面没有很明确的保障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到现在2015年也在发生着。所以这三个故事我会觉得是很深刻的。

爱君(音译):我知道你一共访问了很多人,其中有12位的故事收录在书里。你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的时候,突然请了一些艺术家来为他们拍照,除了文字的记录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呈现出了他们的样子。这个idea想到很好,但更厉害的就是你怎么和那些艺术家想到那么多种手法,因为很多都不方便露面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江博士:因为我自己也有参与文化,艺术这方面的,所以认识了一些这样的朋友。当我和他们一说的时候,很多都很有兴趣,甚至马上就说:做吧!没有报酬也没关系。然后就帮我做,我觉得很开心。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拍摄他们,其实大家看这本书就知道,只能看见两个半人的样子,两个正面,半个侧面,其他都不能给大众看见他们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对他们的挑战,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照片,有四位艺术家,第一位叫黄琴带(音译),他是我的编辑的老公,他觉得,你讲香港老同志,他们除了是同志之外也是香港人,所以他的照片很着重拍到他们和香港的关系,比如这个伯伯在香港九龙油麻地那里生活,所以他觉得旁边那张照片刚好就告诉别人他年轻的时候生活的情况。他就很着重和地区地域的关系。

这个是神婆,这是他家,他很喜欢helloKitty,他家最多的就是HelloKitty和观音,因为他信佛,他叫神婆也是因为他的朋友施魅力说他整天拜神。这个就是施魅力,是另一个。这个就是成哥,结了婚后来和太太离婚,现在和儿子一家一起住。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也是去那个人家里拍的,就是从他家里望出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表现手法。

另一个艺术家波比拍的就是黑白的,因为在同志圈里现在叫“渔场”,“鱼塘”,早期叫“公园”,因为公园里面也有鱼塘,所以去公园就等于去找男人的意思。那么他就和那些被访者说,你带我去一个你现在最喜欢去的公园,所以这些照片全都是在公园里拍的,这个就是第一个,施魅力;这个是第二个,神婆;这个是第三个,那个西方人,他的男朋友是个中国人,整天叫他不要太出位了,不想他出镜。这个就是一个恐男女的朋友,中间用手遮住脸的就是被访者。这个也是很着重和社区的关系,因为那张照片左边那个就是神婆,神婆很喜欢去住的那个区的老人中心,这是他在老人中心照的。……前面那些公仔是被访者年轻的时候玩的玩具。最后这位是陈佳琪(音译),他经常和我去每个月的小组聚会,在那里的时候就会照大家平时的照片。

好,然后就是照封面了。当我做这本书的时候找其中一位摄影师波比帮我拍,我找了大学的一间房,那些阿伯就做不同的姿势,后来还脱了衣服拍。一开始我也有些挣扎,因为给不同的人看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觉得很恶心,或者反对用这些照片。但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因为第一我不觉得肉酸,第二我不觉得恶心,第三我觉得很美,美的意思不是那具身体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社会觉得美的那种身体,他们也不会有六块腹肌,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美是一种很从容很潇洒的气度,对于我来说是很值得欣赏的个体,所以对于我来说很美,就决定用了这个画面。

爱君(音译):所以我们出了这本书之后因为这个封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我们出的,但是很多人想要就是因为这个封面,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封面就是那种坦荡,自然令大家觉得身体应该是这样的,更加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了我们的社会里还有一群这样的长者。当然Travis也写得很好看,除了帮助读者理解故事之外,也可以看出他和他们的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这是觉得很好看的地方。虽然里面引用的很多是广东话,那些伯伯直接讲的话,但我也希望在自己本地,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去记录自己地方的历史,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知道广州的亲友会有一些朋友也在做口述史的工作,我们也衷心祝愿可以成功。因为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讲的就是任务很艰巨,因为历史涉及的面太多太广,而且方方面面的挑战都很多,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吧。

主持人:可能同志的故事对大家来讲非常猎奇,平时很少接触,这是一群很神秘的人,但他们就是一群人,他们的故事是能打动人的。江博士用口述史的方式来做这样一本书和做这样一个研究,其实在广州,我们的华师历史系韩益民老师和学生们有一个团体,叫口述史协会,也一直在做这样一个实践。其实我们想了解一下,口述史是什么?

江博士:口述历史其实就是用口去讲的历史,所以所有过去的历史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算是口述历史。但是如果你说的是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研究方法,其实主要是在1940年代过后,战后西方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为什么是四五十年代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兴起了用录音带,录音机,开始有广播,那些人发现可以用录音机听歌和录音,可以将访问用录音带传播,而不只是用文字,所以那个年代开始了“口述历史”的运动,是在西方开始的。这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是也被人认为是不太好的研究方法,因为会被人认为不是正统的历史。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有太多正统历史了,所以不需要再多了。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永远不是数字和大历史,我早几年去德国柏林,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就是不断地讲以前纳粹德军屠杀了多少犹太人,有很多博物馆,讲德军怎么屠杀犹太人。整天讲一百万人死了这样我听到很伤心但不会有很大的感觉,直到我去了一间博物馆用的是口述历史,他就是在地上放了一些以前的文献,但那些文献不是官方文献,而是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我最记得的就是一个儿子写给他父亲,儿子即将要死了,送去毒气室,那封信很简单,都烂了,就写着“爸爸我很爱你,我很想告诉你,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即将要死了”这句话,但我觉得那两三句话很触动我,因为那就是一个人说的话,他在讲那个残酷的事件对他的影响,对他和家人的关系的影响。

我觉得这就是口述历史厉害的地方,但是人讲的历史可能一会讲这个年代,一会讲那个年代,前后矛盾,错综复杂,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像爷爷奶奶讲的历史,可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一些正统的历史学家觉得这样的是不正确的,不客观的,不真实的,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正正就是反映出人类生活中另一种真实。所以对于我来说为什么选用口述历史的原因就是这样。

主持人:那我们知道韩老师在华师也在指导学生的口述史协会社团,近几年您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在口述历史方面,我知道您做了一个“抗战老兵”的访谈对吧?还有些其他的,然后您也非常支持,参与了“老年男同志口述史这个项目”,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考虑的?

韩益民:我其实原来是做一些公益行动,在学校也开了一门公益课程。自己因为做一些公益慢慢和性少数群体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因为性少数群体其实是公益界里很重要的一个领域,这是一个接触的契机。

另外一个契机就是在我这二十年来日常接触的同学里,其实断断续续的一直都有一些同志的同学和我联系。因为我自己是个“不务正业”的老师,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和我交流比较多,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我们这些大学生的内心非常辛苦,有的都不敢回家。如果是在小城市来到大城市读书,快毕业的时候,说实话有的人真的是不敢回家。因为一回家,特别是比如说有些潮汕的女孩子,她们属于同性恋群体,一回家马上面临着家人的逼婚,对她们来说是很难过的事情。所以大概有这样一些契机,就和阿山他们建立起一些联系。

我们希望把口述史协会做成一个公益的口述史团队,所以我们每次做口述史的时候,都没有把成员定位在一定要是华师的学生,而是面向全广州或广东甚至更多的地方去招伙伴,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潮汕地区做了一个黄埔抗战老兵的历史,那些老人家基本上都90多岁了,黄埔军校的,所以我们在广州包括省外只招潮汕籍学生来参与,最后招到大概60个潮汕籍学生,围绕着他家乡的老兵住的地方,一个小组负责他家乡的老兵,去做他们的口述历史。所以当我们和燕子(人名)跟阿山联系这件事之后,其实我对同性恋并不是很熟悉,不像江博士是专门做这个研究的,我就会觉得我们口述史协会的同学可以利用过去的组织的经验,把不同背景的同性恋的年轻人或大学生召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可以更多元,去面对更多的同性恋老人,和他们做访谈。当然现在还处于一个准备期,昨天江博士跟我们讲到他在香港做了半年还没有碰到一个合适访谈的老人,台湾那个做了一年还没碰到,其实我和阿山还有我们这些小伙伴(的成绩)已经很可观了。

阿山还有我们这些伙伴他们最近经常去人民公园,有些华工建筑系的伙伴可以在人民公园里和那些同性恋老人讨论很多问题,很自然地就可以建立起一些关系,原来我一直担心我们通过所谓的正常渠道很难进入他们的生活,但是现在感到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介入他们的生活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而且昨天我听江博士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有一个最近一直在想的事情,阿山还有这些年轻人一起去人民公园的时候,我一方面是看过江博士的书,另外一方面在想,我们在做广州这个地方的老年男同志口述史会采取一种怎样的形式,昨天听了江博士的讨论,我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能不能以“渔场”或人民公园这些地方,通过和更多的老人聊天,专门做一个“渔场”的口述历史,这些人彼此之间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如果能有几十年的各种不同的人对“渔场”的不同的认识,最后我们认识到的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圈子,而不是一个个的单独的个人,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真实的了解他们的过去的生态。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团队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是网络上找的这些伙伴,差不多广州各个大学里都有,还有一些工作的朋友,按照我过去的经验,做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口述历史,如果要是半年还没有接触到访谈对象,这些伙伴早就散掉了,但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没有散,大家一直还在讨论要找什么办法去接触到这些人,我一直很奇怪,这么一个分散的团队,每一次读书会或培训都会有很多人克服时间上或很多的困难到这个地方,其实我现在想,作为性少数族群,这些人对于他的生命或群体的生命关注是有一种使命感的,可能和我们这些主流人群对于自己的性别身份,好像我们都已经想当然的觉得我就是这样,没有必要为我们这群人争取什么权利,但那一群这种少数的人群真的是受到传统或主流的人群有意无意的压迫或压制。

所以我很认同江博士说的,我们的历史学院,历史系,好像他们掌握了历史的真理,我觉得一个个看起来论证很严谨,一套一套的,但是实际上当他们忽略了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人群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不真实也最不客观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大多数都是离真相很远的,而且只是上层精英的历史,而真正我们这些大众的想要关注到和自己生命有关的历史实际上还是普通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一个是这个团队非常好,这个主题真的能够对一个边缘群体可能会有影响。

阿山一直希望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可以有公开的出版,公开出版和在网络上传播还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非常正式的符号意义。另外我还很感触的就是昨天江博士在做的这些事情最后从一个学术研究转化成了公益行动,其实我觉得广州可能会有更多的同志,因为广州比香港大,另外就是在中国的这种环境里,特别是大城市里会汇聚更多的同性恋者,大城市里的同性恋者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因为很多人为了逃避传统的氛围有必要在大城市里获得自己的呼吸空间。所以我在想我们做过的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像江博士他们在做的,也做一个老年同志的,当然也包括老年拉拉,他们的一个小小的公益团队,一个社区。江博士他们好像是一个月要聚会一次,如果我们在这边做可以有更多的聚会。

其实我觉得也不必夸大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群他们一直自己在努力,比如像人民公园这样的地方,就是他们努力的见证,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发声,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天地。所以我觉得做学术也好,做口述史也好,因为有些学术不觉得口述史是学术,无论怎样这些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甚至有些想要去帮助他们或者怎样,其实真正有力量的都是那一群人本身。所以我们做的不管是麻风病的口述史,还是抗战老兵的口述史,以及现在的老年男同志口述史,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自己,还有我们在做的一些工人群体的口述历史,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都是这些群体自身。我大概就说这些。

主持人:江博士一开始是从学术的角度来做这些事情,却促成了一个团体,接下来是不是在这个领域还有些相关的计划和研究?

江博士:之后其实不是很想再做研究,之后想做一些实际些的事。刚才也讲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会每个月有聚会提供服务,其实现在也在想在香港设立一个同志的老人院。我也说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些很有趣的冲击,我遇到一些人介绍有钱人给我认识,其中有一个有钱人就说看了我的书,说想设立一个老人院,需要多少钱,我说我都是不知道。这个我后来也和一些社工说过,但是也受到挺大的阻力,因为我这本书出了之后,有一部分送给不同的同志机构和老人机构,我不知道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香港这些慈善团体很多都有宗教背景,像基督教之类的,都不要我这本书,退回来。所以很难接触这样的机构,但其实香港大部分的老人院都是宗教团体搞的,所以挺棘手的。

所以现在在想几个模式,一个就是日间的服务,不用住的,护理中心那样,可能找一些能接受同志的团体,已经在搞老人服务的,每天都开放一段时间给那些同志的老人家过来。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搞老人院,但是就需要多一些配套的设施,这些都是在想的,都是发展的方向。就是少一些学术研究的东西,多一些刚才讲的,我真的想让香港的老人服务关心到老年的同性恋者面对的问题,其实因为我在英国读书,我其实想做有关英国的华人老人的研究,做了几个个案,但不是很成功,因为我现在很多时间在香港,很难经常飞回去。我做了三四个个案,但是我参加了一些英国人正在搞的给老年同志的聚会,搞的挺好。有一个类似日间护理的,有很多聚会,星期二有电影放映会,星期天有聚餐这样的。我其实借用了这样的模式,看看可不可以在香港实现,在香港做起来。同时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引起更多的讨论,希望可以纳入政府的政策里面,香港人口老化,其实里面有很多老人家有不同的需要,而这些不同的需要里面要包括性倾向(的区别),这是我现在新的发展方向想做的事,但还是很初步,可以想象到挑战困难很大。

因为大学里面有个社工系,我和那些同事聊天,有些泼冷水的叫我不要做了,因为很难做的,你讲老人家和性已经很难了还讲同性恋?在香港两夫妻如果要住老人院是要分开的,同一层是一个性别这样,人家可能结婚50年已经一起住了50年,到了老年要分开?是很荒谬的一件事。同时根据外国的经验,老年同志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比如你年轻的时候出了柜,到老了却要进柜,因为没有一些专门的同志服务的老人院,你要去一些直的老人院,你不能告诉别人你的身份,所以也是很辛苦的事。但是要找到一些老人的机构对这方面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其实不容易,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在想的需要发展多一些的方向。

主持人:我听到江博士讲的这个,实际上江博士在做的这个事情是特别有开拓性和前瞻性的,我不知道在做的朋友有多少人一直在关心性少数群体的状态,因为性少数群体这个人群从年轻在社会上打拼,为社会做贡献,为国家赋税,但是到他们老的时候怎么办,特别是现在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一般的人群对自己将来老了是一个什么状态其实都蛮担心的,而性少数群体一生当中本来就被社会所边缘化了,他不知道怎样让自己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老年之后怎样有一个安心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想想都让人很头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江博士做的这个事情很有开拓性,不光是讲讲什么“中国梦”“和谐社会”,如果不把这些东西都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没有在细节上做好的话,其实这些都是空谈。就包括对于同志社区本身来讲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今天下午三点钟在天河北同性恋亲友会那边有场活动叫做“回家”,很多年轻的同志春节的时候要不要回家,怎么样面对父母,当父母和你说“你要结婚了”“我们要抱孙子了”,他面对的压力有多大,这是一般人不能想象的。今天下午的活动也特别有趣,就是我们请了五位家长,这五位家长的孩子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经历过最初的挣扎后接纳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不止一次他们还站出来,为这个群体(发声),他们的想法也非常朴实,就是“我既然爱我的孩子,就不管他是同性恋还是什么,什么先天的后天的我不在乎,我就是爱他。我要支持这个群体,不是因为我很崇高,而是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在中国能够像大多数人一样去争取,通过努力得到自己的好的生活,群体的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才有可能过得比较平静”,所以这些家长非常让人钦佩。

同时我也觉得江博士做的这个工作,包括他这次来广州(对我们的)启发也挺大的,因为您已经做了几年下来,有了实际的经验的积累,我觉得非常可贵。那么今天来到的朋友,可能你们对这个群体,这个话题也比较有兴趣,那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观众,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江博士或韩老师交流的话可以举手示意,我们接下来进入交流的环节。

提问环节

第一个问题:江博士您好,我宿舍有个女生是同性恋,宿舍里有4个女生,她有和我说她是同性恋,我不太care这件事,但另外两个女生就比较恐同,觉得同性恋好恶心接受不了,我那个同学就不敢说,但她也是要被人问到你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她就问我怎么样跟另外两个女生解释同性恋这件事还有怎么让她们接受一点,所以问题就是怎么样让另外一个人理解和接受你是同性恋这个事实?

江博士:其实真的很难的。我觉得多一些公众人物站出来出柜是有帮助的。大家知不知道12年的时候香港有几个公众人物出了柜,黄耀明,何韵诗还有一个叫陈志全(音译),是立法公议员。我觉得这些名人或公众人物的出柜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正是告诉大家同性恋和异性恋是没有分别的。同性恋不是特别羞耻,特别恐怖,特别变态的,你可以在异性恋那里找到的也可以在同性恋那里找到,同性恋里面也有很多坏人,正如异性恋里面也有很多坏人一样,同性恋里面也有很多好人,正如异性恋里面也有很多好人一样。所以你的性倾向根本和你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两回事来的。但是我觉得观念上除了多一些人出柜,以及传媒的正确和正面报道很重要,这对整个社会的趋势和教育是很重要的,香港现在好了很多,十年前报纸的报道讲到同性恋就会说“艾滋佬”“变态佬”,现在已经不敢这么说了,就是因为同志的团体出声,说你不可以这么说。现在不敢说“人妖”了,这样的字眼被避免,现在就会用“同志”,用一些较为正面的,中立的字眼,传媒是一方面。

第三样我觉得紧要的是,特别说的社会的接受程度就是教育,但是这个是很难做的。因为其实在英国也是到90年才废除一条法律,就是讲“你不可以在大学以下的教育机构,即小学中学去讲同性恋,你讲就是代表你宣扬和鼓励”,后来这条法律就取消了。香港现在也还可以,但是不知道以后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情况,但我觉得教育是很重要的,一定需要大家去讨论,去讲,其实就算你不讲,你以为那些小孩不做吗?但是其实香港现在还不是很行,政府的指引就是开放的,但是真的做不做还是要看不同的学校,有的教会学校,教会背景的学校大部分都不会讲的,这个是引起了挺大的争议的回响。

以及我知道香港有很多同志团体很想到学校去讲,不是要你去搞基,而是讲同性恋是什么,是怎么回事,他们以前发的信,十年前香港有六百间中学,只有一两间回复,还是说不行的,其他那些理都不理你。现在就好一点了,有部分中学也同意的,但很多还是不行,我觉得这方面需要做。所以就是几方面吧,第一就是公众人物,第二就是传媒,第三就是教育,第四就是法律上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刚才专门讲西方人的个案就是这个原因。在香港来说香港还没有反歧视法,香港有的平等的方面其实就是年龄,残疾,种族,但是还没有性倾向。就是比如你是老板,你因为你的员工是同性恋而开除他,他不可以告你的,在现行的法律中。我觉得法律上的保障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大的社会认同是需要这几方面的,好像很大很理想化,其实可以从个人出发的,从你自己开始,你自己不去歧视就已经是第一步了,当你听到一些歧视的话你和别人说:你不要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是很重要的一步。所以我觉得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刚才讲的那几方面,大的社会需要做的,但是从个人的层面,我觉得你自己做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第二个问题:江博士你好,首先我想问一下,在刚才的短片里面,神婆自己的名字是五梅,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第二个就是他刚才提到在去一些直男的中心里会觉得很不自在,我不知道在你去做这个素材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他的不自在来自哪方面?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性取向不同,所以让他和身边的直男有很不同人生经历,令他们没有话题?还是哪方面的不自在呢?谢谢。

江博士:所有的都是假名,五梅,施魅力都是假名,视频里提到的都是假名。五梅就是五月的梅花,他喜欢,所以就叫自己五梅。第二个问题就是,是话题方面的不同。因为他去那些里面大部分都是异性恋者的老人中心,很难和别人聊天。其中一部分和他的性倾向有关,另一部分和他是单身有关。因为别人聊的都是“孙子怎么样了,现在读小学”“儿媳妇怎么样了”等,而他无儿无女,又没有结婚,在这种地方很难插进聊天的话题中,所以在话题上面生活模式和别人是很不一样的。可能其中也有阿伯过去,但是同性恋这方面的内容也没有办法和别人说。

还有在医疗方面,老人中心有一些简单的医疗服务提供,可能有一些隐私部位有问题,但同样也无法如实的披露自己的性倾向。很多像这样的内容都没有办法说,所以很多这样的地方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而且有些直的伯伯知道了可能会比较凶,而且最令人难受的是人家可能不会当面骂你,但是会在背后说你,或者不是很想和你聊天,像这样的地方才会令你觉得很难受。所以他们也很介意说出自己的性倾向。为什么他们那么想有自己的同志护老院,因为大家都同声同气。所以这是需要讨论的。

其实台湾有更激进的做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手天使”,就是特别为伤残的人提供性服务。现在正在讨论对老人家,但是有很大的争议。他们觉得可以做,只要不收钱就行了,收钱人家会觉得是卖淫,但不收钱就是义工那样。但是别人会觉得你和一个阿伯搞,帮他打手枪,有伤风化。但是要是一个老人到了七八十岁,他可能有性方面的需求,可能纯粹只是想搂搂抱抱那样,但是社会也不会提供像这样的东西给他。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现在都没有办法讨论,讲都不行。所以这都是一些难题挑战,我们大家真的要去做一些事情其实要面对很多问题。同志在直人的或者所谓正常的老人中心等场所里面对的问题其实很多,刚才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第三个问题:江博士我想问一个问题,您的研究开始的时间是2008年,所以刚才看到的片段里面的伯伯所用的词汇已经和现在差不多一样,比如神婆和另外一个,什么memba之类的,会不会就是说这个研究的背景,他们讲的话,其实被年轻化的词汇,这种研究方法在内地做不到,比如说出柜这样的词汇的解释,还有桑拿等,他们讲的整套东西其实都是自己人那套“星期六晚上十二点自己偷偷开第二台来听”,整套语言都是这样的。所以您觉得在研究方法上对内地有什么,或者如果是您06年以前的研究,会不会有什么反差呢?

江博士:其实第一就是他们两个很in(潮)的,其他的伯伯不是这样,还是六七十年代的说话方法,不知道什么叫memba的,不知道什么叫鱼塘,还是说花园的,所以只有他们两个特别点。然后其实说到对中国大陆的借鉴,因为我这本书是讲香港的年长同志,所以想保留一些香港的特色。那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做,在广州做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保留下广州的特色,特别你们是做广州的年长的同志,而不是仅仅做年长的同志,而是年长的同志生活在广州,所以他们和广州的关系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大家需要留意。

那我知道你们用的字眼等方面是很不同的,未必完全一样,你们可能也会钓鱼,但你们叫渔场,我们叫鱼塘,你们也不会讲memba,memba是一个很香港的用语。所以你们有自己的字眼,所以你们就要用回中国大陆的字眼来表达,他们怎样生活,那些是最重要的。我很想知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伯伯,一几年,二几年出生,这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很多大事件,他是怎么过过来的,怎么过文革的,有没有被批斗等等,我真的很想知道,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所以我很期待广州的计划出的成果,会讲到他们的个人故事。

我觉得口述历史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个人故事怎样反映了整个大社会,整个历史变迁,社会变迁。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其实未必需要怎么样借鉴的,你看完这本书,觉得有些地方很有趣,可以想想怎么在广州用。但是如果说到地方性的,因为香港是华人社会中较为特别的地方,中英夹杂,又受过英国殖民,整个发展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凑辉(音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中国人和鬼佬走到一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但是当时很流行,大部分的香港人都会和鬼佬在一起,因为鬼佬代表先进,开放,激情等,所以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历史的产物,但是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现象,你不会特意要找个老外。但是香港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现在就没有了,过了九七真的不一样了。六七十年代很多鬼佬真的很有钱,在香港工作,当时很多组合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和四五十岁的西洋人在一起拍拖,比如Robert,刚才我讲的那个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他的华人伴侣小他二十年。这在当时是很自然和普遍的情况,这些就是香港在殖民历史下的产物。我的书里面会讲这些,但是在大陆可能没有,但是大陆有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农村和城市的分别,或者党员和不是党员等方面,我觉得一定有另外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可以反映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反映广州的整个历史变迁。

第四个问题:你好。我们中国的李银河写的书也有关同性恋的文化,和口述史有点类似,我想问问她的书的方法和你这本书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江博士:嗯,她的书我没有记错的话很久了,98年出版的。她的书不是很像口述史的方法,有些采访,调查那样,有问卷,那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做研究有很多种方法,有量性的研究方法,发问卷那样,然后你填写,但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那种研究方法,因为我不觉得真的可以了解一个人怎样理解事务,我就比较喜欢质性的研究方法,比如深入访谈的方式。她也是用深入访谈的方式,但出来的报道就较为是用主题式,因为她不是用人物来带的,她讲的时候就是讲说访问了20个人,这20人中他们对家庭的情况怎么样,出柜的情况怎么样,面对工作的压力时是怎么样的,是分离的来说的。但是我的写法就不一样,因为我用口述历史是用人来带出来的,所以是用人物的故事来带的,所以两者之间有些不一样。她那个分析性大一些,所以研究者,即是李银河和王小波一起写的,他们的参与和分析多一些,那些人的声音和故事少一些。我的书和口述历史的方法就不是这样,那些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所以他们的声音比较大。我的写法就是我有一个长一点,较为理论的前言,引言,然后就是12个故事,是他们自己说的,虽然是我写的,但是我引用了很多他们自己说的话,是整个故事完了之后,才有一个我自己的点评,我自己的小小的感想和对他的评价等这样。我的写法就是以他们为本,所以会有一些的相对的出入。你刚才讲的那种写法比较多是传统主流的社会科学的写法,我这种是比较另外的研究的一种写法。

 

本文由深度新闻网合作伙伴“NGO发展交流网”提供

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杨紫烨女士的新纪录片《争气》,前不久在香港上映,并成功获得百万港元的票房。纪录片市场少有可以盈亏平衡的作品出现,杨紫烨对此认为,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发行渠道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

作为奥斯卡舞台上少见的华裔纪录片人面孔,2007年,她凭借《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三年,她执导环保题材纪录片《仇岗卫士》,于2011年再次获金像奖提名。

深度新闻网总编辑叶凝,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争气》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公映,并就电影、纪录片和影像记录和杨紫烨进行了交流。

 

2014年10月16日,杨紫烨执导的纪录片《争气》在香港公映。片中记录几位香港“问题学生”,其中包括失明学生、学习成绩差、有盗窃行径和有情感问题的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接受各种挑战,最终在舞台上成功表演音乐剧的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杨紫烨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她对社会评价机制不同的看法。

 

深度中文网(以下简称“深度”):为什么您的这个新纪录片取名叫“争气”?

 

杨紫烨:这个名字的确定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家提议了许多名字,后来选了一个比较符合故事的整体结构的,比较文雅的。而后,纪录片投资方,也就是基金会,觉得起的名字太平实了,就改成了“争气”。

 

深度:在拍摄,也就是准备音乐会的过程中,这群“问题学生”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杨紫烨

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于不是很好的中学,甚至特殊学校。在香港,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学往往被认为是好的,比较难进入。它们的生源也比较好。但这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去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就是不爱学习的,没有什么其它天分的孩子。

所以去年,有一个基金会,就到三个“低等级”的中学和一所盲人学校,召集一些学生,给他们编排一个音乐剧。希望藉此激起他们的信心。这些孩子大多对读书没有什么热情,对自己也有点自暴自弃、没有什么追求。音乐剧可以给他们一个“角色教育”的机会,通过几个月的训练,提升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未来社会角色的认知。

在这次音乐剧演出后,这些孩子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离音乐剧的准备、演出,又已经过了一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很顽皮,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和约束,尤其是学业。经过半年的培训,他们已经可以在学校认真读书了。其中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女孩子,上个月还跟我说,她在做社区义工,这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深度:您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现在社会对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那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比较健康的?

 

杨紫烨:小孩子的成长环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与其说社会在评价孩子,不如说他们在评价整个教育环境。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里的老师培养当然也很重要。所以这个社会对于孩子的评价机制,其实是基于这个社会本身的。当社会评价孩子的时候,也要想想对孩子有什么样的预期才是合理的。

 

杨紫烨一开始在美国学习的并不是电影专业,但她后来看到华人在美国社会缺少话语权。结合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她认为自己应该用艺术来表达什么,进而影响社会。2003年,杨紫烨为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担任系列剪辑师。影片主要讲述了从19世纪初期至今,华人移民至美国的百年历史。

 

深度:您一开始学习的是绘画,后来又学习电影。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转移到了做电影纪录片这样一个领域当中?

 

杨紫烨:这个转变发生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觉得画画就是一个人去展示艺术,但是拍片子需要一个团队,它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一个媒介行为。我一开始的电影作品都是很艺术化的。但是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越久,越发现当地华人的状态非常复杂。80年代的美国,华人在媒介传播渠道上的曝光是微乎其微的。在电视上不但看不到华人,连亚洲面孔也很难见到。于是我就开始做旅美华人的生活史——这个纪录片作品。

 

深度:您童年的经历对一系列的电影生涯有什么影响?

 

杨紫烨:我受家庭的影响关系蛮大的。小时候在香港,父母是一家小的制造工厂的工人。因为父母的关系,我那时接触到了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家庭。香港在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非常富足,有许多穷人、底层人——可以说九成都是“工人阶级”,所谓的“白领阶层”很少。我关注社会底层的兴趣,大概就是这样从小开始的。

 

深度:从您的获奖电影《颍州的孩子》到现在的《争气》,作品许多都是关注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其中又是以年轻人、孩子这个群体关注的比较多,为什么会对这个年龄段比较感兴趣?

 

杨紫烨: 就从纪录片上看,年轻人的转变是比较明显看到的,这对呈现效果比较好。另外,就是我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很感兴趣。其它题材的我也在拍,但是年轻人成长的历程对人的一生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年轻人当下面对的东西可能影响他们一生怎么走这个路。

 

杨紫烨的纪录短片《朱力亚的故事》讲述了中国第一个公开自己艾滋病身份的女大学生故事,该片在中国电视台播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她因此接到邀请,导演公益短片《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 关爱儿童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地方台播出后亦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2013 11月,杨紫烨因其在华人纪录片届突出的贡献,被香港大学邀请成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深度:另外一些作品,例如《彼岸浮生》《仇岗卫士》都是反映中国比较冲突的社会问题的作品。使用纪录片来记录和其他艺术方式比,这种方式有什么特殊么?

杨紫烨:真实在艺术的表现中十分重要。故事片是编造出来的,但是真人讲话不是,完全是一个人自己的想法。用纪录片去记录人群的变化,他们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在当下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很有意义。

深度:您曾经导演过《彭丽媛携手抗议艾滋 关爱公益儿童》这个公益广告。在拍摄过程中,您对彭丽媛女士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杨紫烨: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她是非常出名的歌唱家。我们当时均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了一个偏远的农村去拍摄公益广告,一天就拍了三支。那个地方没有化妆的角落,她就自己在屋外面画起来。她非常敬业,当时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一直拍到晚上九点,其实很累的,但她没有因此抱怨一句。

 

深度:中国独立纪录片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创作和生活状况比较困难。对此,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独立制片人的,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杨紫烨:我现在在香港大学做孔巧玲学者,目的之一就在于培养出新一代的香港、大陆纪录片人。现在大陆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人,也有有大量资金的基金会,但是连接这两者的中间人是非常匮乏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会好很多。此外,放映平台的建设同样很重要,假如一个片子做出来,但是没有电影院放映,其实效果也会很不好。

 

 

 

大学生党员,路向何处?

据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攀至8512.7万人,其中学生占总体的3.4%,已达290.5万人。中国高校每年发展的大学生党员人数更是超过了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坎坷入党

王娇目前在成都的某所高校中就读新闻学专业。也是为数不多在该校挂掉了党课考试的学生。考试前,作为院学生会副主席的她正为手头上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背诵那本红皮教程。因此直至大二结束,她仍旧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大三上学期的党员培训完成后,她终于成为了预备党员。

“提交入党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跟辅导员单独谈话、参加积极分子的动员大会、党课培训。考过了党课结业考试,你就是预备党员了。再等一年,就是党员了。期间要求不定期地写思想汇报,同时也得接受上级的观察。”按照王娇的说法推算,这一过程需要耗费近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里,从非党员到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再从预备党员到党员,每一个要进行身份转换的环节,也都必须经过选举推荐。选举人除了广大的同学之外,也包括同时担任着他们入党联系人的辅导员。

“每个班级,每次给予的入党资格都十分有限,8%的入党比例势必要淘汰许多人。而在最重要的积极分子到党员的环节,辅导员又基本说了算,所以有入党意向的同学可能会选择主动跟辅导员搞好关系。”“但都是很早就该这么做了,不可能等到预备党员要转正成正式党员时再去讨好辅导员吧。”王娇平静而自然地说道。

“但就怪那个叫什么杏的,把我党课给挂了。”推迟了半年才到手的预备党员证书让她心怀不满,直到最后仍抱怨着那个没有为她“放水”的党课老师。

陈毅的入党过程也不轻松。她与王娇同在一所学校,学着自己并不中意的旅游管理专业。

经由父母授意才选择入党的她在大一时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书中寥寥数千字,她从网上东挪西凑,费尽功夫,好不容易成为了积极分子。又因高数不及格,致使接受党课教育的时间被延后了半个学期。

可即使入党的过程充满坎坷与曲折,却仍然不能阻挡每年仍有大量的大学生选择投身中过共产党。

亚积极分子

“所谓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其实只是搞形式化。教入党知识课程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入党还不到一年。只有一节课,她讲的我都会。没有太大意义。”陈毅认为,早期的入党教育充斥着随意与不负责任。

相较之下,时间跨度更长、内容层次更深厚的后期积极分子培训教育,也被诟病无数。

“我们一个学期有七八节党课。每一次都是三到四个小时,中间不怎么休息。老师平均年龄大概有三四十岁,有些很热情,看得出他们很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毕竟在讲台上能坚持那么久也不是一般老师可以做到的。”再过两个小时她就要参加党课的结业考试了,手边的《大学生最新入党教程》被她来来回回翻看了好几遍,已经能够生硬地背下来了。

“但是这种热诚顶多就能感染我们五分钟。上课的时间太长,内容又枯燥刻板,基本上没人能坚持下来。再说了,走进教室就是一群黑压压的人,说话的说话,写作业的写作业,玩的玩。老师则在话筒前声嘶力竭。那一瞬间,有热情也被这堆人吐出来的二氧化碳给浇灭了。”

宁夏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张华叙述得则更带有浓厚的画面感:“夹着公文包,玻璃杯里装着浓茶。进教室,先喝两口茶。上完课,再绕着教室走两圈,让学生问问题,我们回以一阵沉默。接着大家就各干个的。”

她说,这一幕永不停歇地在她所上过的每一节党课上上演。

学生热情的消减大抵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陈毅和张华达成了共识,他们对党课索然无味的主要由于教学内容的刻板枯燥以及对教学方式的反感,再加上平日里各种社团活动与其他学科学习占用大量的课余时间,让他们更有理由逃避党课学习。

几乎全部的受访者都坦诚,他们应付最后党课考试时都采用了临阵磨刀的方法。大多数的人也都能顺利通过,当然,除了王娇。

老师在应对这些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众多的不足。但由于内容既定,创新难度大,照本宣科自然就成为广而普及的方法。

同时,学校教务处在党课的安排上也不近合理。时间长、密度高的安排方式也加剧了党课教学的桎梏困住了与学生的不作为之间形成的恶性循环。积极分子不够积极,实际的学习状况令人堪忧。

2014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名为《2014—201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的文件,其中对大学生党员的教育培养也做出了严格的要求:对学校党员,应当重点围绕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来开展学生党员培训。

中央这一规划的提出为将来的学生党员的培训指明了方向。但在学生党员出于发展的雏形阶段,即积极分子阶段,出现的种种问题厄待解决。地基不稳的现状下,这一高标准严要求的操作性更有待观察。

两毛的尴尬

“交党费的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党员。对了,还有捐款的时候。”这是陈毅、张华和王娇所能共同能体会到的党员的存在感的来源,也是他们所能承担的鲜少责任当中的一个。

按照党章规定,向党组织交纳党费,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是党员对党组织应尽的义务。而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也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根据《2014年党费收缴标准》中第六条规定,学生党员每月只需缴纳0.2元的党费。0.2元,如此渺小的数额背后,是积极分子向预备党员身份的转变,也是责任的转变。

1903年,十九岁的邹容以民主斗士的身份创作了《革命军》,文中尽抒革命如何迫切,号召天下拯救中国:“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清王朝之羁绊,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这段话至今深深影响着张华,也震撼着她对于责任的理解。

“看完邹容的书,你觉得自己还是个热血的年轻人。而现在,太安逸了。你根本无法体会到责任。入党是为了工作,为了生活,不是为了理想。”

陈毅的体验则有着一丝讽刺的味道。“同学聚会时,我一般都不会说自己是党员,说出来可能会被笑。党内的腐败很严重这是公认的事实,有些同学也从社会上听说了不少什么关于贪污之类的案例。他们不认为党员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相反却将其一棒子打死,通通归于搜刮油水的贪官一类的角色。”

初为党员,他们的身份不被群体认可,甚至也不被自己认可。而他们对于自己所认为的不合理制度的“吐槽”也愈发地因孤立无援而逐渐消失了声音。

王娇对深度记者说:“捐款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但对党员捐款数量一定要比群众多的所谓规定让人很不舒服,有些家庭贫困的人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承担能力。试图为唤醒我们的责任感的行为却显示十分的形式化。”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党费却已莫名成为维系她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要素。愈发淡薄的身份认同感和责任感困住了像张华、陈毅和王娇这样的还在接受审核的预备党员。

疲惫的大四

林晓刚刚从一场两个小时的团队例会中抽身,面色疲惫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

大四伊始,作为王娇和陈毅的学长,林晓的生活就被各式各样的考试填满。期末考试过后,全国公务员统招考试、英语六级考试以及应聘笔试纷至沓来。又因他曾在学生会担任部长一职,个人能力出众,继而被老师推荐,担任学校某个刚成立不久的官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深灰色的书包里装着成沓的考试辅导资料和笔记,电子设备和一本有些年纪的日记,林林总总几斤重,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背上,让他整个人显得瘦小且拘谨。

”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算是从小就受到党的恩泽庇护。”林晓推了推眼镜,开了腔。“其二,当你认可这个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蓝图,尤其认为她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后,自然会想要去依赖她、帮助她。再者,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政治抱负惟有加入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她是唯一的执政党。所以,入党也是唯一的途径。”

林晓反复引用他曾从报刊杂志读到的对信仰问题的短暂描述,又列举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优秀党员的例子。他的言语在信念与信仰之间游走,而最终的得到的结论是,他认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信仰大体相似。“大学四年,没学到什么。”林晓有点尴尬。

“我有点饿了,去趟外面的小吃街吧。”他紧接着说道。

学校东门外热闹的小吃街与此刻冷清的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头还在不断流动,远远就看见热腾腾的白气从摊贩面前的大锅飘出。林晓白天奔赴离学校有两小时车程的市内面试,回来紧接着就是例会。到现在,晚饭还迟迟未下肚。

提起自己找工作的事,林晓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六级考试与面试冲突了,前几天还看了几集美剧恶补了一下,这下又得拖到明年六月了。”

王娇、陈毅和刘华日日憧憬的大四正在林晓身上流过,但他们所憧憬的党员身份带来的特殊待遇却丝毫不见踪影。

他是奔腾着的新鲜血液,但他也要吃饭,他还要生活。他们还没认清现实的嶙峋或者信仰的神秘,就已经被推向门外,尝试着面对这喧喧嚷嚷的社会。

 

(以上人物名均为化名)

 

 

深度中文网 西南站

“甄嬛体”的形成与对《红楼梦》的借鉴 ——汉语词汇学视野下

一种新的网络文体“甄嬛体”风靡全国。“甄嬛体”得名于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该剧台词因带有文言古韵且用词造句富有明显特点而被网友纷纷仿效,这些仿造句被称为“甄嬛体”。例如网上流传的一则交警版“甄嬛体”:“今儿个是小长假最后一日,赶着回家虽是要紧,却也不能忘了安全二字。如今的路虽是越发的宽广了,但今日不比往昔,路上必是车水马龙,热闹得紧。若是超了速,碰了车,人没事倒也罢了,便是耽搁了回家的行程,明日误了早班,也是要挨罚的。总之你们且记住了:舒心出门,平安到家。”诸如此类造句,不胜枚举,遍及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

电视剧《甄嬛传》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后宫·甄嬛传》,台词基本脱胎于小说的人物语言,所以“甄嬛体”风格主要是原著的言语风格决定的。《甄嬛传》最早发表于晋江原创网,后转入新浪个人博客连载,点击率5000多万。2007年开始纸媒出版,发行量超过100万册,被誉为“后宫小说巅峰之作”。从网上的读者留言看来,《甄嬛传》受到追捧,除却跌宕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塑造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小说古典诗意的内在气质以及古色古香的语言风格也是重要的原因。

通过对《甄嬛传》原著的分析和作者流潋紫本人所述,不难发现,小说人物语言主要模仿的是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流潋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始终是《红楼梦》……我从小到大看《红楼梦》十几遍,为曹雪芹的才华所倾倒并景仰他。我写古代言情小说的文风也深受《红楼梦》影响,可以说《红楼梦》是我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启蒙之作。”很多读者和观众也表示,《甄嬛传》的言辞风格等颇有《红楼梦》的影子。在《甄嬛传》的创作中,流潋紫有意借鉴《红楼梦》,大量引用唐宋诗词、古代典籍等,每一句台词都非常考究,而且大多话里有话,暗藏玄机。[1]

所谓语言风格,就是个人在运用语言手段进行交际(言语)时的表达方式的特点所构成的系统,“是使言语形成一定的气氛和格调的言辞表达手段系列”。[2]当作家在其作品中广泛地运用独特的语言和言语要素时,就形成了他的言语风格。

一、何为“甄嬛体”

要弄清“甄嬛体”言语风格对《红楼梦》的借鉴,必须先回到原著小说,弄清什么是“甄嬛体”。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 “随着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观众们在看电视剧的过程中,被里面‘古色古香’的台词所倾倒,剧中人物对话文艺调十足,语调不急不缓,口气不惊不乍,从容大方。细细品味这古诗风韵之余,引起网友的效仿,并将这种文体称为甄嬛体。”

我认为,来源于小说《后宫·甄嬛传》的“甄嬛体”是一种半文半白语言,具有明清时期文学语体的特点,语气较为舒缓,语调持中,从容大方。简单总结一下“甄嬛体”的句式特征:

1、人称:自称双字“本宫”、“臣妾”;

2、在单音节词前后加上词缀/副词: 如:想来、更是、极好、定可、必是、罢了。这样具有半文半白的特点。

3、时常使用转折复句,如:“若是……想必是极好的,但……倒也不负恩泽”,“便是再好不过了”。在转折关系中,尽管说话人承认偏句中的事实,但表意的重点还是在正句上。这样就使得语气舒缓,语调持中。

4、常使用叠音词,如:真真、巴巴。

我们看一些网友们应用“甄嬛体”的例子:

@田小跳儿:话说今日大雨滂沱,甚是凉爽,若能在床上小憩一下也是极好的。无奈昨日通知今早须提前半小时上班,若能早些下班或给点赏银倒也不负恩泽。只可惜一切皆为浮云,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故而为此精神萎靡,消减了上班的兴致。(新浪微博)

@我本伐木:方才想起已是初秋,满觉陇路的银桂必将陆续开放,私心想着若是这周末前去赏桂,定可沁人心脾,对洒家的修行必是极好的。(新浪微博)

“额娘你看今日外面天气极好,儿臣想出宫走走,既能冲冲喜气,也能看看京城中百姓生活如何,早日完成儿臣登基之业。不知额娘意下如何?”“说人话:我要出去!”(新浪微博)

此处我们仅对以上第4条特点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中一些奥妙。

“真真”在现代汉语中用作“真”,“甄嬛体”用作叠字“真真”。“真真”最开始出现于佛教用语中[3],但在近代汉语双音节化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副词“真真”。刘冬青[4]考察发现,“真真”发展到清代才在作品中使用较多。例如:

1、这都是治生由衷之言,敢有一字虚头奉承,那真真禽兽狗畜生,不是人了!(明《醒世姻缘传》)

2、兆蕙道:“实实憋得我受不的了!这智大哥装什么象什么,真真呕人。”(清《七侠五义》)

3、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的这个颦丫头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清《红楼梦》)

这个例子已然可以说明“甄嬛体”和《红楼梦》中的某些联系了,下文我们将从汉语词汇学的角度进行详细分析。

二、汉语词汇学分析

对于书面作品,个人的语言风格主要通过语言符号系统来体现。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语音、词汇、语法都是言语风格极为重要的表现因素。关于《红楼梦》(主要为前八十回)语言风格对《甄嬛传》的影响,本文将仅围绕词汇因素展开分析和讨论。

1、词汇构成

《红楼梦》基本上是以乾隆时期的北京话写成的。俞平伯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5]同时,曹雪芹又“以北京话为底子而又吸收了方言里的(如南京及其它地区的)和民间文学传统中的以及古代语言中的合用的东西,成为他的表现工具。”[6]

《红楼梦》中的词汇构成首先是通语词(即北京官话中通用的词),夹杂北京的土语、俗语。其次,吸收了部分方言词汇,主要包括下江官话(南京、扬州一带)和吴方言(苏州一带)。同时,行文中也吸收了部分的文言词汇,散落分布于白话语词之中。

《红楼梦》以清前中期的白话写成。清代正处于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时期,并因是文人写作,白话中仍保留了一些文言的表达习惯——吸收部分浅易的文言词,采用简单的文言句法,语言呈现出一种接近口语而稍有文言成分的半文半白的面貌。文言词汇集中在文中的诗词歌赋和官场应对之中。

经分析我们发现,《甄嬛传》几乎完全承袭了《红楼梦》的这三类词汇构成,在语言面貌上也呈现出半文半白的特点。

其一,人物对白的京味儿。《红楼梦》中有一些使用频率较高而现代汉语已不常使用的北京官话词,如:方才、忖度、物事、攀扯等。例如:

本宫千万交代你们对先皇后的物事要分外上心保管……(第三部第十九章)

②奴才们忖度着娘娘怕热才往这里走的……(第四部第十三章)

③方才那茶凉了,才换了新的,娘娘和郡马爷趁热喝一口吧。(第七部第二十七章)

文中也常出现“猴儿崽子、巴巴的”等北京方言词,“昨儿、今儿、高枝儿、打千儿”等北京口语常见的儿化词,增强了文句的京味儿。例如:

①猴儿崽子,大老远就跑来讨赏,必少不了你的。(第一部第十四章)

②只一心攀高枝儿,朝三暮四!(第一部第十四章)

③巴巴的要本王亲自跑到寺里迎接。(第五部第六章)

④今儿不是初一十五的大日子,没想到莞妃这样早就过来了。(第五部第九章)

⑤你倒有心,只是皇后身子还未大好,只怕你去得早了。(第五部第九章)

其二,《甄嬛传》沿用了《红楼梦》中下江官话和吴方言词汇,如“下作、合该、促狭、劳什子、不中用、汤婆子”等,例如:

①小允子:还不是去了趟内务府,没的受了好些冷言冷语回来。(第一部第九章)

②沈眉庄:这蹄子今天可是疯魔了。没的胡说八道!(第一部第二十三章)

③甄嬛:囚禁之中何来这样的礼遇,而脚边的汤婆子热热烫着脚,分明又不是虚幻之景。(第三部第八十七章)

④玄凌:你这促狭妮子,明明自己对小帝姬疼爱的紧,还拿酸话来堵朕的嘴。(第四部第三十六章)

⑤庄敏夫人:安氏如此下作,岂非和当年的傅如吟一般!(第六部第三十七章)

⑥欣妃:这话合该淑妃嘱咐你,宫中唯有淑妃儿女双全,自然她最有经验。(第七部第八章)

⑦李长:奴才年老不中用了,皇上嫌奴才办事不力也是情理之中。(第七部第三十二章)

其三,夹杂使用文言词汇,单音节文言词的使用频率比较高,如“亦、欲、言、虽、方、必”等。比如“亦”使用频率多达一千多次,“欲”达四百多次。还有些略带文言色彩的词汇,明清时期小说中多见但现代汉语已不常用,《甄嬛传》也频繁使用。例如

①眉庄微微蹙眉,陵容亦是一脸疑惑。(第一部第七章)

②手劲一松,直欲从秋千上掉下来。(第一部第八章)

③片刻才温言道:“别怕,也别紧张。……”(第一部第十三章)

④虽不晓得是谁,可见其心之毒。(第二部第十八章)

⑤我的心一度跳得厉害,迟疑片刻,方问……(第二部第二十二章)

⑥贺妃必会来求我去劝玄凌。(第三部第六章)

再以“叫”和“唤”为例。当“唤”表示“招呼、呼唤”意时,据相关统计,《红楼梦》“叫”与“唤”都用。而现代汉语在此义项上基本不用“唤”而用“叫”。《甄嬛传》中“唤”使用357次,“叫”不足百次,“唤”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叫”。

于是我们看到了《甄嬛传》整体的古典风貌和“甄嬛体”古色古香、半文半白的语言特质。

2、词汇形态

沿袭北京话的词汇特点,《红楼梦》中以“子、儿”为词缀的名词特别多,、大大增强了文本口语化的色彩。《甄嬛传》中带词缀“子”的词语多达约6600个,其中不乏现代汉语已不常使用而《红楼梦》中高频出现的词,如“方子、身子、性子、法子、园子、帕子、络子、狐媚子”等。其中,“性子”出现近200次,“法子、方子”出现近百次。《红楼梦》中以“儿”为词缀的名词多用于人称和时间,比如人名的昵称“环儿、平儿、玉儿、芸儿”,时间词“昨儿、今儿、明儿”等。《甄嬛传》完全沿袭这种习惯,如甄嬛昵称“嬛儿”,眉庄昵称“眉儿”,“昨儿、今儿、明儿、前儿、后儿”都有出现。

三、小结

仅从汉语词汇学的分析,我们可约略窥得源于小说《甄嬛传》的“甄嬛体”确是受到了《红楼梦》语言风格的较大影响。

但是进一步看,如果我们提高艺术审美的要求,《甄嬛传》是仅得其形。

《红楼梦》整个的语言风格和对词汇的应用,凝聚了作者的苦心孤诣,体现了极高的语言艺术。《红楼梦》使用方言并不是为了“复古”和“模仿”,而是“题材的需要,塑造典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锤炼文学语言的需要。”[7]方言用于场景的描述,是为了表现地方色彩;用于人物对话,是为了凸显人物的籍贯、成长环境、身份、性格和情态。林黛玉生长于扬州,言谈中就夹杂了下官话;王熙凤生于大户人家但文化水平较低,所以言语中有许多较粗俗的方言词;贾政自居身份,注意谈吐,轻易不说方言,前八十回中唯两次说了方言词汇,也都因为气急而口不择言;贾府丫鬟、仆妇、小厮身份低微,学识不高,言谈中方言更是多而俗。《红楼梦》在方言的使用上也视场合而定。凡朝廷应对,官场应酬,人物定口吐雅言,决不用方言。

相比之下,《甄嬛传》对于方言词的使用显然没有精心推敲。生长于京城的甄嬛会说下江方言,生长于济州的眉庄也会说下江方言。宫中堂堂天子、众多嫔妃个个谈吐夹杂方言(详见前文举例)。即便原著是架空作品,也不应大部分人物各地方言、文言白话不分场合地混着说。

再如,对于儿化词的使用,《红楼梦》是极有讲究的。《红楼梦》众多的人物角色中,最爱用儿化词的是王熙凤和刘姥姥。王熙凤没读过书,儿化词正表现她言语俏皮、性格泼辣的特点;刘姥姥来自民间,儿化词体现了劳动者语言的特点。再看宝黛钗及贾府一干姐妹,他们识文断字、身份高贵,使用儿化词的频率明显低于府里的丫鬟、小厮。贾政在前八十回中更是一次都没有用,这是他的性格、身份使然。

而《甄嬛传》对儿化词的使用相对随意得多。上至皇后、妃嫔,下至宫女、太监都用儿化词,其中使用儿化词频率最高的竟然是甄嬛———这个后宫最有才学和智慧的女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文学借助网络媒体迅速发展,已成为当代文化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对象。网络文学虽以异于古典文学的方式呈现和传播,但二者一直互相影响和渗透,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甄嬛传》对《红楼梦》语言风格的借鉴正说明了网络文学在靠近和传承古典文学,而“复古”之风也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作品的艺术生命。《甄嬛传》语言所体现出的古韵古风既是受到《红楼梦》影响的结果,更是网络文学对于古典文学的审美认同和自觉靠近的结果。

但是,网络作品所追求的“古典”、“复古”,绝不能仅止于形式上,那只是“古典文学”的外衣。中国古典文学丰富的人文内涵、深厚的历史积淀、强烈的情感特征、高远的审美情趣以及深刻的道德感与现实批判性,才是我们寻找的力量之源。这便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流潋紫《后宫﹒甄嬛传》[M].北京: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2] 曹雪芹著,红学所校注 《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王磊《流潋紫谈<甄嬛传>语言:以<红楼梦>为样本》[J].《文化视界》,2012(5),P60-61;

[4] 周荐《作家言语风格研究的几个理论前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4),P106;

[5] 刘冬青《北京话“真”类语气副词的历史嬗变》[J].《中州大学学报》,2010(6),P84-89;

[6]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2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7] 卢兴基,高鸣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

[1] 以上采访内容根据:王磊《流潋紫谈<甄嬛传>语言:以<红楼梦>为样本》,《文化视界》,2012(5),P60-61.

[2] 周荐《作家言语风格研究的几个理论前提》[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4),P106.

[3] 密勒日巴大师歌集:真真实实如其本性之通达。

[4] 刘冬青《北京话“真”类语气副词的历史嬗变》[J].《中州大学学报》,2010(6),P84-89.

[5] 俞平伯《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2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P183.

[6] 邢公畹《<红楼梦>语言风格分析上的几个先决问题》,卢兴基,高鸣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P8.

[7] 卢兴基《<红楼梦>南方话考辨》,卢兴基,高鸣鸾《<红楼梦>的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P278.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接触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2009年的事。2009年,通过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新公民计划”当时的负责人刘文华,了解到”新公民计划”是为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服务的。

当时认识文华,是因为在美国结识的一位美籍华人想在大陆资助两三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学习民乐,通过北大校友会介绍,找到文华,文华介绍了一位二胡老师,刚巧 二胡老师上课的学校有家庭贫困的流动儿童。拿到孩子的背景介绍,去家里实地走访,第一次了解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暗藏着这样的家庭,知道了街边经常看到 的煎饼摊、卖菜人和装修工人在北京安身立命的境况,有的竟如此凄凉;而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烦恼,同时多了因家庭境 况不稳所背负的担忧。

这次接触,让我开始从实际考虑我们,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

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我的所见,有两派意见。一派自然报以同情,认为这其中存在社会的不公,应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公平的机会;另一派认为,这是个人努力可以 改变的,应该靠其家庭和自己努力。这个辩论是恒久的社会话题,既然话题由来已久,说明各有各的道理,去分辨孰是孰非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自己亲历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将这个问题转义,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答案各异。但我大胆猜测,大家必然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和平,安逸,富 足”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是幸福的!那么衡量社会”和平,安逸,富足,幸福”的指标是什 么?我这里引用在TED上看到的有关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的最新解读,麦克o格林(MichaeloGreen)认为社会发展指数有三个具体指标:
1. 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比如食物、水、房屋和安全;
2. 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比如获得基础教育、获取信息和沟通、享有健康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3. 选择追寻目标梦想和抱负的机会,比如享有个人权利、有选择自由、不受歧视以及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

按此标准,存在流动儿童群体的核心问题得以清晰呈现:三个方面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2009年,我作为新公民计划的志愿者,参加”恒大资助贫困儿童”的调研,与志愿者到位于北京五环外东北角的北皋地区走访五家贫困家庭,我们的任务是收集 五个家庭的生活情况信息。五家家庭,四家父亲是建筑工人,一个月收入¥1500左右,一家父亲卖煎饼,收入比较低;四家母亲做小工或临时工,收入一个月不 足 ¥1000,一家母亲眼睛高度近视,无法工作;居住环境都是租住的平房,最好的一家有里外两间,总共接近10平米,其他家庭均不足8平米,临时隔出两间屋 子,外屋做厨房或兼孩子的卧房。居住的社区附近有两家农民工子弟小学,都是收费的。

对于来北京的、家庭贫困的流动儿童,去哪儿上学,学什么,走什么样的生存道路,相比较其他孩子,选择屈指可数,而社会福利的保障也因为户口问题,基本没有保障。

亲历同一社会的我们,在确保自己和家庭生活安稳之后,同在思考承担起引领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责任。这不是我自己个人乌托邦的臆想,我想与我一起并肩行 动,致力于帮助流动儿童群体的所有同事朋友,或多或少都有同样的担当,希望尽己之力,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与我共同行动的同事、朋友每年都在增加。愿星星之火越来越多,足以燎原吧。

【写在后面的话】
前两天,与三名小伙伴街头采访,在问及全国有多少流动儿童时,答案无非有三:这个真的不知道,也估计不出来……大概几十万吧?有几百万?

其实,流动儿童的数量已达到了3581万,在中国,每8个儿童中就有1个流动儿童,每4个城市儿童中就有1个流动儿童,数量之大,问题之严峻,不容我们每 一个人所忽视。包括出生在城市的孩子,总计有超过70%的流动儿童在学龄前来到城市。有首歌这样唱道”每个人是 每个人的过客”,但对于这些”生在城市”或”长在城市”的孩子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段成荣教授曾经分析,这些孩子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其中很多已经完全不具备在”老家”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文化、习俗和知识,甚至连语言都不通了。城市将别无选择地接 纳他们成为自己的成员。

采访时,许多人说:作为个体,真的无能为力,如果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一定愿意去做。其实对于3581万跟随父母来到城市的孩子而言,作为普通公众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从内心接纳和认同TA们。

借用一个小伙伴写过的话
“Go to the people,love them.Start with what they know,build on what they have.When it is done,they will say,we did it.”
与大家共勉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NGO发展交流网”提供, 作者 吴岱昳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0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4年3月31日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某座谈会上发言记录修改整理,原标题为《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首发于《赛先生》公众号。现凤凰大学问获《赛先生》授权全文刊发: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大学问”提供,责任编辑 孔德继

为文艺青年一辩|一千零一夜·活动总结

2015年1月31日晚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活动,我们以“文艺”为主题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公共讨论。从文艺的概念到文艺的功能,从历史上的文艺变迁到当下青年人的文艺心态,激烈的讨论碰撞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文艺”的解读在互动的交流中得以深入。这里撷取活动过程中参与者的点滴想法分享给大家。

文艺:宏大叙事之后的自我解放

我们用“文艺”一词来形容当下青年人的某种审美经验时,总是会发现,一个所谓“文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个体为视角,从个人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描绘一种细腻的情感,或生活中一种精致的情趣,当今时代的“文艺”观念总是会以一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小世界”。从根本上讲,这种“文艺”的背后映射着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那种独立的、自我的个人主义自由观念。与我们的父辈和前几代人相比,战争史诗、红色娘子军这样的作品不再是当下时代的主流,地下摇滚、独立电影反而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从过去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精神,每个人都逐渐学会了在审美上做自己的主人,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情感。时代所赋予的自我解放的潮流,才是“文艺”这种审美体验所要真正引导的东西,也是“文艺”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艺”,正是要告诉人们,真正的精彩,就在每一个小小的个体身上。

大众还是小众:文艺的阶层话语

文艺的人是否属于特定的阶层?“文艺”是否只是一种小众的审美?人们看待它的眼光也许过于片面,“文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它是立体的,有层次的,我们说摄影师用相机拍出的绚丽光绘是文艺的,而农民用木犁在大地上耕作的轨迹也可以是文艺的;阳春白雪是文艺的,下里巴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另一种文艺。只有保留了横向与纵向、上下与左右来构成文艺的空间感,文艺才真正有可能是多样性的。仅仅用“大众”和“小众”这个群体数量的衡量不足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也不足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真正的文艺其受众不应该只面向小众群体,它并不属于精英文化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既定的审美评价标准。是否文艺并不能够通过一个固定的阶层或特殊的群体来界定,因为任何人都有他表达文艺的权利和方式。另外,科技的进步无疑会改变文艺的载体,从而影响着文艺的传播方式,它必须与时代同步,与当下社会的各个领域相互渗透,才能够营造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使文艺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青年人表达理想的途径

你是否是一个文艺青年?也许这和你是否上豆瓣、是否去咖啡馆、是否穿棉麻衣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艺并不是一种“标签化”的外表,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通过“文艺”两个字,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表达,而是这背后所反映出的当下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今天的时代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去表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文艺自然也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通过文艺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经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和探索、理念与信仰。文艺精神的本质就是要发现自我,表达自我,也就是“做自己”,把每个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自己用最独特的手段表达出来,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是文艺的。青年人通过文艺的方式去表现一个独特的自己,用独特的自己去构建一个真正独立的内心世界,在这个独立的内心世界里才有可能孕育出有价值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艺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而是我们表达、实现理想的方式和途径。一个真正的文艺青年是有独立精神和创意思维的人,真正的文艺在于拥有一个文艺的心灵。

【什么是“一千零一夜”?】

“一个人只把自己关在个人生活的鸡毛蒜皮中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公众生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是一场夜间清谈会。我们会提前征集一些话题,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艺术,还是社会热点都可以作为话题的素材,然后将这个话题分成3-4个小问题,分小组依次进行讨论。每次活动大概15-20人左右,分成3-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核心发言人,小组成员在核心发言人的引导下对相关主题进行充分地讨论交流,每一轮讨论之后核心发言人进行观点总结。经过三至四轮的讨论,层层递进,深入主题。“一千零一夜”试图让更多的人在一个公共的领域中进行观点的摩擦和碰撞,不断拓展自己思维的宽度和深度,期待在一场真诚的秉烛夜谈中探索思想的更多可能性。

【什么是“世界咖啡馆”模式?】

活动环境像咖啡屋一样布置,每张桌子配有四个椅子,有桌布,一张白纸,一些彩笔,点一支蜡烛或者台灯。每四个人坐在一桌围绕主题的第一个子话题开始第一轮讨论,一轮讨论大约持续20到30分钟。每一轮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仍然留在这个桌子上作为桌长,就第一轮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发言。然后,另外三个人流动到其他的桌子(需要保证重新参与讨论的人不可以在上一轮出现过),每组的组长欢迎到这个桌子的新参与者并和他们共享上一轮的讨论结果,新参与者发表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随后进行主题下面第二个子话题的讨论,之后的流程以此类推,关于主题的探讨随之逐步加深。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706青年空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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